当前位置:主页 > 288kj现场开奖 >

【钩沉】“七君子事件”背后 日本外交官和军队扮演了什么角色

发布日期:2019-10-05 18:02   来源:未知   阅读:

  1936年,全国人民呼吁国民政府抗日,上海工人运动风起云涌。上海市政府以“危害民国”罪逮捕了救国会领导人,酿成七君子事件,中国立即发起营救运动。出于蒋介石意料之外的是,因为七君子事件引发的营救运动及20天后发生的西安事变,最终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全国人民要求国民政府抗日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在上海,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刊载团结御侮、反对投降的文章,成为抗日的喉舌,遭到政府查封。其后不久,《新生周刊》横空出世,继续为抗日救国鼓与呼。

  1935年8月1日,中共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提出了停止内战、全国一致抗日的主张。在中国的号召和领导下,北平学生发动了一二九爱国运动,全国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上海文化界掀起文化救国运动,推举大律师沈钧儒为主席,邹韬奋等为执行委员,同时发表救国运动宣言。

  1936年1月,“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于上月二十七日下午三时假宁波同乡会开会员大会,到会人数达三百余人,通过大会章程,选出马相伯、章乃器、陶行知、沈兹九、江问渔、沈钧儒等三十五人为执行委员”,提出“要求用全国的兵力财力反抗敌人的侵略”、“严惩一切卖国贼并抄没其财产”、“停止一切内战”、“开放民众组织,保护爱国运动”等要求。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会议提出了“建立起民族统一阵线”的主张。

  面对全国各地纷纷要求抗日的怒潮,中央宣传部发表《告国人书》,指责全国各地的救亡运动。1936年2月22日,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发表《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对中宣部告国人书之辨正》,义正词严地反对中央宣传部对全国各地救亡运动的指责并认为“民族阵线的完整和破裂,这责任完全在当局。”

  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决定趁纪念五卅运动之际,在上海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上海报刊报道,5月30日,“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在是日下午二时,假坐三商会,召开上海各界民众纪念五卅大会,到会群众近六千余人。”纪念五卅大会的次日,马相伯、宋庆龄、何香凝、沈钧儒、章乃器等人在上海宣布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大会发表宣言,通过《抗日救国初步政治纲领》,向全国各党各派建议:立即停止军事冲突,释放政治犯,各党各派立即派遣正式代表进行谈判,制定共同救国纲领,建立一个统一的抗日政权等。

  与此同时,上海工人运动风起云涌,尤其是上海日商纱厂华工因不堪忍受日商的残酷剥削和欺压,多次举行大规模罢工斗争。上海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对于工人罢工不仅表示同情与支持,并且“吁请全国同胞援助日商纱厂罢工工人”。

  风起云涌的日商纱厂罢工运动,使日本资本家遭受严重的经济损失。救国会不仅在道义上声援,而且从经济上予以支持,日本资本家对此十分恼火,要求日本政府予以干涉。日本驻沪总领事若杉代表日商出面,与上海市政府交涉。若杉认为上海日商纱厂华工罢工之所以得以持久,上海救国会在经济上对罢工工人予以支持是主要原因。

  若杉因此迁怒于上海救国会,他约见上海市政府秘书长俞鸿钧,提出四项要求,第一项就是逮捕救国会的沈钧儒、章乃器、李公仆等人,并炫耀武力,以日本陆战队相威胁。上海市政府在日本政府的压力下,于11月22日夜,以“危害民国”罪逮捕了救国会领导人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史良、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并于23日上午移送苏州江苏省高等法院羁押。因为时间仓促,政府下令拘捕时没有拘票,甚至连具体罪名也没有来得及罗织。

  从现存档案看,七君子之被捕,主要是日本驻沪总领事若杉以武力相胁迫,而国民政府为虎作伥。日本友人仁木富美子近年提供了在日本业已解密的1936年日本军令部的内部文件,文件有当时日本陆海军参谋总部和日本驻华外交机构来往的23封密电,其中有8封密电涉及“七君子事件”:

  1936年11月18日,即七君子被捕前4天,日本驻华大使馆武官致电陆海军本部,称上海工人罢工运动有领导:“本次罢工已偏离劳资问题, 在抗日救国会(含)之领导下已恶化,观察者多数认为前途堪忧。”“18日下午寺崎(日本驻沪领事)往访市府秘书长俞鸿钧,就已发电531号所述与之指出:……(一)逮捕除抗日救国会后台章乃器(原浙江实业银行副总经理)、沈钧儒(律师)、李公朴外尚有五人……”19日,日本驻华大使馆武官佐藤三郎致电陆军参谋次长西尾寿造,认为罢工运动背后有:“罢工背后策动之及救国会因资金短缺,难于长期主宰罢工,然又认为此系预演总罢工之良好时机。”

  这些解密的密电证实,当时日本政府认为介入了上海抗日救国会,上海工人罢工背后有因素,压迫上海市政府采取非常措施。

  七君子被捕消息传出,全国哗然。中国和社会各界人士在全国开展了广泛的营救运动。时任中国上海文化战线统一工作处主任的潘汉年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策划爱国人士声讨国民政府,立即释放七君子。潘汉年决定向宋庆龄寻求帮助,因为宋庆龄在国内国外有广泛的人脉资源,被捕的七君子是救国会成员,而宋庆龄是救国会名誉委员,营救七君子名正言顺。此外,宋庆龄与中国长期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并一直支持统一战线、抗日救亡活动。

  潘汉年与宋庆龄联系后,宋庆龄表示营救七君子义不容辞。在潘汉年、冯雪峰斡旋下,宋庆龄迅速开展营救活动。1936年11月23日早上,www.214444h.com!宋庆龄给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写信,请求冯玉祥参与营救。冯玉祥立即致电蒋介石,希望蒋介石释放七君子。蒋介石回电称:“沪上罢工,其经费均由章乃器以救国会经费散发,每日七千元”。蒋介石的电报坐实了七君子被捕系因在经济上援助上海日商纱厂华工罢工。

  与此同时,宋庆龄发表《为沈钧儒等领袖无辜被捕紧急宣言》、《为沈钧儒等七人被捕声明》,声明中说:“救国会的七位领袖已经被捕了,可是我们中国还有四万万人民,他们的爱国义愤是压迫不了的。”何香凝致电宋子文和孙科:“闻救国会会员之被捕,其罪状有‘助(援)助罢工’者,未知是否,如其属实,则香凝亦当犯此矣。”“此举果能构成罪状,香凝亦不忍坐视爱国工人之牺牲至于冻馁,而不为一援也。”

  11月26日,宋庆龄声明在《救亡情报》第28期刊发,经媒体迅速传播到国内外,在全世界引起强烈反响:上海各界爱国人士举行十万人签名活动,要求立即释放七君子;北平各大中学校学生号召罢课两天并派5名代表赴南京请愿;北平教育界进步人士李达、许春裳等107人致电政府,要求立即释放七君子;泰国华侨文化界、新加坡华侨等纷纷致电国民政府,要求立即释放七君子;罗曼罗兰、爱因斯坦、罗素、杜威等就七君子事件向政府提出抗议。

  七君子被捕20天后,西安事变爆发。中共代表团12月17日到达西安后,与张学良、杨虎城会谈并接见各方人士,坚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一直关注七君子事件的认为西安事变是解决七君子事件的好机会,指示周恩来在与谈判时,让无条件释放七君子。

  宋庆龄与一样,也认为西安事变对营救七君子是一个良机。她致电张学良,希望在和平解决事变的条件中,加入释放七君子一条。12月24日,蒋介石不得不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释放一切政治犯等条件。”在中国和宋庆龄的斡旋下,张学良发表通电提出八项主张,其中第三条为“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

  1937年 4月初,政府对七君子提起公诉。起诉书竟然将西安事变列为“罪状”之一,称救国会曾于1936年11月间致电张学良出兵援助绥远抗战,“勾结军人,图谋轨外行动”,“酿成巨变”。张学良发表通电,其中包括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就是救国会与张学良“勾结”的“证据”。4月12日,中共中央发表《对沈、章诸氏被起诉宣言》,驳斥起诉书的谬论,赞扬沈钧儒等“以坦白之襟怀,热烈之情感,光明磊落之态度,提倡全国团结、共赴国难、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此实为我中华男女之应尽责任与光荣模范,而为中国及全世界人民所敬仰”,要求释放“七君子”等全体政治犯。

  1937年7月5日,宋庆龄率12人从上海到苏州监狱探视“七君子”,向提出同服“爱国罪”。宋庆龄“自请羁押”的救国运动在全国引起反响,许多爱国人士纷纷向江苏高等法院提交入狱申请书。受西安事变谈判的压力和宋庆龄“自请羁押”诱发的舆论,国民政府终于在1937年7月31日宣布具保释放沈钧儒等七人,1939年2月最后撤销了起诉书。

  七君子事件发生20天后的西安事变,不仅成为七君子事件的转机,也成为蒋介石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由内战转为抗战的转折点。在全国人民要求团结抗日救国的浪潮下,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已经无法实现。沈钧儒说:“谁高举抗日救亡的旗帜,谁就能赢得广大民众的拥护和爱戴”。面对举国上下对救国会领袖开展的声势浩大的营救运动,三中全会不得不“开始转变它过去十年的错误政策,这即是由内战、独裁、对日不抵抗的政策,向和平、民主和抗日的方向转变,而开始接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政府不得不选择同中国合作,走向抗日的道路。

  1937年2月,召开了五届三中全会。全会决议确认了停止内战、国共合作、扩大民主、释放政治犯等原则,基本上接受了中共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以五届三中全会为标志,第二次国共合作初步形成。9月22日,中央通讯社公布了中共向提交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次日,蒋介石发表了承认中共合法地位和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谈话。至此,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中国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在中共代表周恩来的斡旋下,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西安事变推动了中国从长期内战到全面抗日的重要历史转折。西安事变前20天发生的七君子事件引发的声势浩大的营救活动,对于逼蒋抗日、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起了重要作用。

  (作者系国防大学政治学院教授,博导。本文根据“上海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学术研讨会发言整理,有删节)

  1936年,全国人民呼吁国民政府抗日,上海工人运动风起云涌。上海市政府以“危害民国”罪逮捕了救国会领导人,酿成七君子事件,中国立即发起营救运动。出于蒋介石意料之外的是,因为七君子事件引发的营救运动及20天后发生的西安事变,最终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全国人民要求国民政府抗日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在上海,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刊载团结御侮、反对投降的文章,成为抗日的喉舌,遭到政府查封。其后不久,《新生周刊》横空出世,继续为抗日救国鼓与呼。

  1935年8月1日,中共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提出了停止内战、全国一致抗日的主张。在中国的号召和领导下,北平学生发动了一二九爱国运动,全国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上海文化界掀起文化救国运动,推举大律师沈钧儒为主席,邹韬奋等为执行委员,同时发表救国运动宣言。

  1936年1月,“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于上月二十七日下午三时假宁波同乡会开会员大会,到会人数达三百余人,通过大会章程,选出马相伯、章乃器、陶行知、沈兹九、江问渔、沈钧儒等三十五人为执行委员”,提出“要求用全国的兵力财力反抗敌人的侵略”、“严惩一切卖国贼并抄没其财产”、“停止一切内战”、“开放民众组织,保护爱国运动”等要求。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会议提出了“建立起民族统一阵线”的主张。

  面对全国各地纷纷要求抗日的怒潮,中央宣传部发表《告国人书》,指责全国各地的救亡运动。1936年2月22日,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发表《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对中宣部告国人书之辨正》,义正词严地反对中央宣传部对全国各地救亡运动的指责并认为“民族阵线的完整和破裂,这责任完全在当局。”

  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决定趁纪念五卅运动之际,在上海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上海报刊报道,5月30日,“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在是日下午二时,假坐三商会,召开上海各界民众纪念五卅大会,到会群众近六千余人。”纪念五卅大会的次日,马相伯、宋庆龄、何香凝、沈钧儒、章乃器等人在上海宣布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大会发表宣言,通过《抗日救国初步政治纲领》,向全国各党各派建议:立即停止军事冲突,释放政治犯,各党各派立即派遣正式代表进行谈判,制定共同救国纲领,建立一个统一的抗日政权等。

  与此同时,上海工人运动风起云涌,尤其是上海日商纱厂华工因不堪忍受日商的残酷剥削和欺压,多次举行大规模罢工斗争。上海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对于工人罢工不仅表示同情与支持,并且“吁请全国同胞援助日商纱厂罢工工人”。

  风起云涌的日商纱厂罢工运动,使日本资本家遭受严重的经济损失。救国会不仅在道义上声援,而且从经济上予以支持,日本资本家对此十分恼火,要求日本政府予以干涉。日本驻沪总领事若杉代表日商出面,与上海市政府交涉。若杉认为上海日商纱厂华工罢工之所以得以持久,上海救国会在经济上对罢工工人予以支持是主要原因。

  若杉因此迁怒于上海救国会,他约见上海市政府秘书长俞鸿钧,提出四项要求,第一项就是逮捕救国会的沈钧儒、章乃器、李公仆等人,并炫耀武力,以日本陆战队相威胁。上海市政府在日本政府的压力下,于11月22日夜,以“危害民国”罪逮捕了救国会领导人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史良、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并于23日上午移送苏州江苏省高等法院羁押。因为时间仓促,政府下令拘捕时没有拘票,甚至连具体罪名也没有来得及罗织。

  从现存档案看,七君子之被捕,主要是日本驻沪总领事若杉以武力相胁迫,而国民政府为虎作伥。日本友人仁木富美子近年提供了在日本业已解密的1936年日本军令部的内部文件,文件有当时日本陆海军参谋总部和日本驻华外交机构来往的23封密电,其中有8封密电涉及“七君子事件”:

  1936年11月18日,即七君子被捕前4天,日本驻华大使馆武官致电陆海军本部,称上海工人罢工运动有领导:“本次罢工已偏离劳资问题, 在抗日救国会(含)之领导下已恶化,观察者多数认为前途堪忧。”“18日下午寺崎(日本驻沪领事)往访市府秘书长俞鸿钧,就已发电531号所述与之指出:……(一)逮捕除抗日救国会后台章乃器(原浙江实业银行副总经理)、沈钧儒(律师)、李公朴外尚有五人……”19日,日本驻华大使馆武官佐藤三郎致电陆军参谋次长西尾寿造,认为罢工运动背后有:“罢工背后策动之及救国会因资金短缺,难于长期主宰罢工,然又认为此系预演总罢工之良好时机。”

  这些解密的密电证实,当时日本政府认为介入了上海抗日救国会,上海工人罢工背后有因素,压迫上海市政府采取非常措施。

  七君子被捕消息传出,全国哗然。中国和社会各界人士在全国开展了广泛的营救运动。时任中国上海文化战线统一工作处主任的潘汉年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策划爱国人士声讨国民政府,立即释放七君子。潘汉年决定向宋庆龄寻求帮助,因为宋庆龄在国内国外有广泛的人脉资源,被捕的七君子是救国会成员,而宋庆龄是救国会名誉委员,营救七君子名正言顺。此外,宋庆龄与中国长期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并一直支持统一战线、抗日救亡活动。

  潘汉年与宋庆龄联系后,宋庆龄表示营救七君子义不容辞。在潘汉年、冯雪峰斡旋下,宋庆龄迅速开展营救活动。1936年11月23日早上,宋庆龄给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写信,请求冯玉祥参与营救。冯玉祥立即致电蒋介石,希望蒋介石释放七君子。蒋介石回电称:“沪上罢工,其经费均由章乃器以救国会经费散发,每日七千元”。蒋介石的电报坐实了七君子被捕系因在经济上援助上海日商纱厂华工罢工。

  与此同时,宋庆龄发表《为沈钧儒等领袖无辜被捕紧急宣言》、《为沈钧儒等七人被捕声明》,声明中说:“救国会的七位领袖已经被捕了,可是我们中国还有四万万人民,他们的爱国义愤是压迫不了的。”何香凝致电宋子文和孙科:“闻救国会会员之被捕,其罪状有‘助(援)助罢工’者,未知是否,如其属实,则香凝亦当犯此矣。”“此举果能构成罪状,香凝亦不忍坐视爱国工人之牺牲至于冻馁,而不为一援也。”

  11月26日,宋庆龄声明在《救亡情报》第28期刊发,经媒体迅速传播到国内外,在全世界引起强烈反响:上海各界爱国人士举行十万人签名活动,要求立即释放七君子;北平各大中学校学生号召罢课两天并派5名代表赴南京请愿;北平教育界进步人士李达、许春裳等107人致电政府,要求立即释放七君子;泰国华侨文化界、新加坡华侨等纷纷致电国民政府,要求立即释放七君子;罗曼罗兰、爱因斯坦、罗素、杜威等就七君子事件向政府提出抗议。

  七君子被捕20天后,西安事变爆发。中共代表团12月17日到达西安后,与张学良、杨虎城会谈并接见各方人士,坚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一直关注七君子事件的认为西安事变是解决七君子事件的好机会,指示周恩来在与谈判时,让无条件释放七君子。

  宋庆龄与一样,也认为西安事变对营救七君子是一个良机。她致电张学良,希望在和平解决事变的条件中,加入释放七君子一条。12月24日,蒋介石不得不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释放一切政治犯等条件。”在中国和宋庆龄的斡旋下,张学良发表通电提出八项主张,其中第三条为“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

  1937年 4月初,政府对七君子提起公诉。起诉书竟然将西安事变列为“罪状”之一,称救国会曾于1936年11月间致电张学良出兵援助绥远抗战,“勾结军人,图谋轨外行动”,“酿成巨变”。张学良发表通电,其中包括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就是救国会与张学良“勾结”的“证据”。4月12日,中共中央发表《对沈、章诸氏被起诉宣言》,驳斥起诉书的谬论,赞扬沈钧儒等“以坦白之襟怀,热烈之情感,光明磊落之态度,提倡全国团结、共赴国难、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此实为我中华男女之应尽责任与光荣模范,而为中国及全世界人民所敬仰”,要求释放“七君子”等全体政治犯。

  1937年7月5日,宋庆龄率12人从上海到苏州监狱探视“七君子”,向提出同服“爱国罪”。宋庆龄“自请羁押”的救国运动在全国引起反响,许多爱国人士纷纷向江苏高等法院提交入狱申请书。受西安事变谈判的压力和宋庆龄“自请羁押”诱发的舆论,国民政府终于在1937年7月31日宣布具保释放沈钧儒等七人,1939年2月最后撤销了起诉书。

  七君子事件发生20天后的西安事变,不仅成为七君子事件的转机,也成为蒋介石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由内战转为抗战的转折点。在全国人民要求团结抗日救国的浪潮下,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已经无法实现。沈钧儒说:“谁高举抗日救亡的旗帜,谁就能赢得广大民众的拥护和爱戴”。面对举国上下对救国会领袖开展的声势浩大的营救运动,三中全会不得不“开始转变它过去十年的错误政策,这即是由内战、独裁、对日不抵抗的政策,向和平、民主和抗日的方向转变,而开始接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政府不得不选择同中国合作,走向抗日的道路。

  1937年2月,召开了五届三中全会。全会决议确认了停止内战、国共合作、扩大民主、释放政治犯等原则,基本上接受了中共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以五届三中全会为标志,第二次国共合作初步形成。9月22日,中央通讯社公布了中共向提交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次日,蒋介石发表了承认中共合法地位和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谈话。至此,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中国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在中共代表周恩来的斡旋下,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西安事变推动了中国从长期内战到全面抗日的重要历史转折。西安事变前20天发生的七君子事件引发的声势浩大的营救活动,对于逼蒋抗日、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起了重要作用。

  (作者系国防大学政治学院教授,博导。本文根据“上海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学术研讨会发言整理,有删节)